严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卫道色彩，对市面上流行的各种“异端”解释进行不点名或点名的批驳。然而，与生动活泼、紧扣时事的民间著述相比，《正学粹言》显得过于厚重和“正确”，除了备考学子及部分笃信正统的士大夫，在更广泛的市民读者中反响平平。孔颖达对此忧心忡忡，多次上奏要求朝廷下令，各级学宫必须将此书列为必读，科举考试需以《正学粹言》的阐释为准。这一建议遭到李瑾和礼部官员的婉拒，理由是“学术贵在争鸣，不宜定于一尊，且恐束缚士子灵性”。朝廷的态度很明确：提供正统的、官方的解释，但不强制接受，允许在“不越界”的前提下存在其他声音。 这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无奈。
其次，是“边界”的试探、摩擦与裁决。 《出版法》设立的“出版言论审议会”成为事实上的“言论裁判所”。其成员由刑部、礼部、御史台、翰林院、国子监派员组成，定期轮换，试图确保多元和制衡。天授元年春，审议会受理了第一起重大争议案件：洛阳一本名为《质俗》的小册子流传，作者“颖川散人”以戏谑口吻，讽刺了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奢侈嫁娶、厚葬虚荣等风气，其中有些段落涉及对“礼”的形式主义的质疑，认为“礼贵在诚，不在奢靡；孝贵在心，不在墓葬”。洛阳几名守旧官员联名控告其“非议礼制，败坏风俗”。此案闹得沸沸扬扬，成为检验《出版法》执行尺度的试金石。
审议会经过激烈辩论，最终裁定：《质俗》一书，主旨在于讽谏陋俗，劝人向俭向诚，虽有言辞尖刻之处，但未直接否定孝道、礼仪本身，亦无煽动违背人伦之实。其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可视为“文艺讽喻”，属“争议模糊地带”。 故不予治罪，但责成作者（若能找到）及刊印书坊，就此书中可能引起误解的激烈言辞，在再版时酌情修改，或附文说明本意。同时，审议会建议礼部就此书中反映的奢靡之风，发出劝谕文书。这个裁决，既未屈从于卫道士的压力以言治罪，也未完全放任，而是采取了“批评-规训-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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