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的“明算”、“明法”、“明工”等专科取士的建议，经过礼部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最终在天授元年秋天的科举中，以“制科”的形式小范围试行。虽然录取人数极少（每科不过数人），且所授官职多为技术性副职，但这一信号意义非凡。它向天下士子表明，朝廷不仅需要通晓经义的官员，也需要精通实务的专才。尽管遭到正统儒生的嘲讽，称之为“杂流”，但仍在部分寒门、匠户出身或有志实学的士人中激起了波澜。一些原本埋头于“奇技淫巧”的匠人、方士，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文；一些对经义兴趣不大但擅长算学、律法的读书人，看到了新的晋身之阶。朝廷通过功名利禄的导向，悄然引导着部分知识精英的流向，试图在传统的经学之外，开辟一条新的、服务于帝国治理实务的人才通道。
“特许阅览区”成为另一个微妙的控制阀门。 各地公藏阁的“特许阅览区”准入标准，由礼部和国子监联合制定，通常需要具备生员以上功名，或由当地学官、有名望的士绅担保。这里收藏着大量“争议”著作，如陆淳的《春秋折疑》（尽管无法公开刊行，但特许区保留了少量抄本供“批判研究”）、各种“异端”哲学短论、部分被裁定“言辞过激”但未禁绝的小报合订本、乃至一些翻译粗糙的域外宗教、哲学片段。能够进入此区的，大多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绅、在学的优秀生员、以及经过审查的学者。朝廷既通过限制准入，防止“有害”思想无限制扩散，又以这种“特许”形式，满足了一部分精英的好奇心和批判需求，甚至将潜在的“异见者”部分吸纳进体制内的讨论框架，化暗为明，便于监控和引导。这是一种精英层面的有限开放和“安全”讨论。
最后，是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干预与象征性姿态。 武则天本人，对这场思想领域的变迁保持着高度关注和深沉的审慎。她定期阅览《神都旬报》和从市面上搜集来的有代表性的“新学”著作、争议小报。对于格物院沈括等人的“实证”研究，只要不涉及“天命”、“祥瑞”等敏感领域，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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