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利益与身份危机交织，让恐惧和愤怒成倍放大。他们开始更加紧密地串联，不仅仅是在朝的官员，还包括那些致仕的元老、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绅、乃至与士绅利益深度绑定的富商巨贾。一封封言辞恳切（或激烈）的信件从洛阳飞向各地，或痛陈利害，或商讨对策，或请求地方亲朋故旧联手施压。
在太学和国子监， 学子们的反应则出现了惊人的分裂。出身寒门、家无多少恒产的学子，对此政策反应相对平静，甚至隐隐有些快意。他们苦读的目的本就是为了改变命运，获得特权，但此刻政策尚未实施，且针对的是已有功名田产者，他们暂时还是“民”的身份。一些人私下议论：“早该如此！那些膏粱子弟，坐拥良田千顷，不纳粮，不应役，反倒瞧不起我等寒窗苦读。如今朝廷要他们纳粮，方知民生多艰！” 他们对“士绅一体纳粮”背后的“公平”理念，有着本能的认同。
然而，那些出身官宦世家、地方豪族的学子，则如丧考妣。他们自幼耳濡目染的便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读书高的具体体现之一，便是“优免”。如今这“高”即将被打落凡尘，与庶民同税，巨大的失落感和恐慌感攫住了他们。一些人聚在一起，痛骂太子“苛酷”、“与民（实则是与士）争利”，甚至有人写下激烈的诗文，抨击朝政，虽不敢公开刊印，却在学子间悄悄流传。更有些激进的，开始联络同乡、同窗，商议联名上书，或寻找在朝的父兄亲朋，陈情反对。
消息传到地方，引发的震动更是天翻地覆。 尤其是在那些土地兼并严重、士绅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区，如关中、河北、山东、江南，几乎是瞬间就点燃了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恐慌。
在江南苏州， 一座临河的精致园林内，十余位身着绸衫、气度不凡的士绅秘密聚集。他们是本地最大的丝商、米商，同时也是拥有数千乃至上万亩良田的大地主，家族中不乏举人、进士，甚至有人在朝为官。园内丝竹之声早已停歇，取而代之的是压抑的愤怒与密谋的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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