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此议，颇中肯綮。于司法实务中，许多弊端，正在于权贵借‘八议’、‘请减’之名，行脱罪之实。若能在律文中明确某些重罪不适用或严格适用特权，并辅以严格的程序监督，确能大大减少不公。只是……”他略有迟疑，“如何界定‘害民’、‘贪渎’？标准由谁掌握？执行之中，恐仍有空子可钻。”
“所以需要详密的法条和严格的程序。”狄仁杰总结道，“新律之《名例律》（总则）当申明原则；《职制》、《户婚》、《贼盗》、《斗讼》等分则，需针对具体罪行，细化规定。同时，必须强化《断狱律》，对诉讼、审讯、判决、复核诸程序，做出严密规定，防止官吏玩法。譬如，可规定：凡涉及品官勋贵之案，州县无权终审，须报刑部、大理寺复核；凡适用‘议、请、减、赎、官当’者，其理由、过程、结果，均需记录在案，层层上报，以备核查。”
这时，一直在旁记录、较少发言的苏味道忽然开口，他文采斐然，心思细腻：“下官以为，除了在律文中限制，或许还可在‘名’与‘实’上做些文章。例如，保留‘八议’之名，但可改称为‘八议程序’，强调其乃一种特殊的司法审议程序，而非当然的减免特权。罪犯仍需经过严格的审讯、举证、审议，最终是否减免、如何减免，需由特定机构（如三司）合议，并附详细理由奏报。如此，既存古礼之名，又收限制之实，或可减少阻力。”
这个“正名”的建议，让狄仁杰和李瑾都微微点头。在重视“名分”的古代，名称的改动，有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缓冲作用。
然而，最大的难关，还在于如何对待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皇权。法律能否约束皇帝？至少在理论上，没有哪个修法者敢公开提出。但在具体条款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如幽灵般无处不在。
讨论到涉及“大不敬”、“危害社稷”等罪行的条款时，一位较为保守的学者小心翼翼地说：“此类罪行，关乎君父，自当从严，且需特事特办，或可由诏狱直接处置，不必拘泥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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