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恶之一般罪行，且‘议’之后是否减免、减免多少，需由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会审，最终报圣裁，而非自动减免。至于‘请、减、赎、官当’等，亦当大幅提高门槛，明确限制。例如，‘官当’不得用于贪赃、枉法、害民等重罪；‘赎刑’之金额，当与罪行轻重、家产多寡严格挂钩，使其真正具有惩戒之力，而非富者之护身符。”
李瑾此时接口道：“狄公所言，乃务实之策。律法之变，宜渐进不宜骤革。然‘平等’之精神，必须彰明。可于新律总则开篇即申明：‘永昌新律，以公平为体，以仁义为用。凡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以故入人罪论。诸司断狱，皆须据众证定罪，依法拷讯，不得徇私阿曲。’ 此虽未明言废除特权，但强调依法断罪、据证定谳，已在实质上约束了‘议、请、减、赎、官当’等特权之滥用空间。”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坚定：“再者，可于《职制律》、《户婚律》、《杂律》中，针对官吏贪渎、豪强侵夺、为富不仁等百姓深恶痛绝之行径，设立专条，明确此类罪行，不适用或严格限制适用特权条款。尤其兼并土地、欺压良善、收受贿赂、枉法裁判等，当从重论处，绝不姑息。如此，既可存礼法之形式，又能收抑制豪强、保护小民之实效。此所谓‘刑不上大夫，然害民之大夫必刑；礼不下庶人，然守法之庶人必礼’。”
李瑾这番话，引用了古语，却又加以改造，提出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折中方案：不直接否定特权制度的形式，但在实质上通过具体罪名的设定和程序的严格化，大幅压缩其滥用空间，将“平等”的精神，渗透到具体的、关乎民生的法律条款中去。
馆内一时安静下来，众人都在消化太子这番话的含义。这不完全是刘晏等人期望的激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比徐文远等人坚持的完全保留旧制，已是巨大的进步。它更像是一种“实质平等”的追求，在承认现实等级差异的前提下，试图用法律来约束强权，保护弱势。
刑部郎中裴谈沉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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