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内容极为谨慎和有限：
• 新器之法（专利）：规定工匠、百姓若有创造或显著改良“有益国计民生之新式器物、制法”（明确排除了简单模仿或微小改动），可向州县工曹或两京相关衙署（如将作监）呈验图样、实物，经核实无误，并公告一定时限无人提出异议或能证明更早发明后，由官府颁发“新器凭照”。凭照持有人，在五年（后经争论改为三年）内，享有独家制造、销售此器物或使用此制法的权利，他人未经许可不得仿制。但兵器、历法、医药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领域，不在此列，其创新由朝廷专营或酌情赏赐。期满，该器物制法公开，人人可用。
• 首刻之权（版权）：规定首次雕版印刷某部书籍（包括前人文章之汇编、注释、校勘本）者，可向官府（如国子监或州府学官）登记，获得“首刻文书”。在十年内，他人不得原样翻刻其特定版式、编排及校勘注释内容（但可自行重新排版、校注）。保护的是出版者的“编校、刻印之劳”，而非文章内容本身。文章原内容（尤其是经典、前人著作）不受此限。同样，涉及朝廷诏令、历书、科举范文等官方或公共性强的文本，不在此列。
这两条开创性的、但也极为简陋的法律萌芽，被小心翼翼地嵌入到庞大的新律草案中。它们没有独立的篇章，只是作为若干补充条款存在，适用范围狭窄，保护期限短暂，认定程序模糊，执行起来注定困难重重。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已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当草案中相关条款的抄本，被有意无意地流传出去后，在神都的工匠圈子、印书行业以及部分敏感的士人中，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有人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官样文章；有人将信将疑，暗中打听如何“呈验”、“登记”；也有人，如那落魄的鲁大和穷书生，在绝望中仿佛看到了一线微光。
武则天在审阅这部分草案时，目光在“新器凭照”和“首刻文书”上停留了许久。她对上官婉儿淡淡道：“狄仁杰、李瑾他们，倒是想得远。这东西，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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