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的官员也忧心忡忡：“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著书立说，本为教化人心，传承文明。若立‘版权’，他人不得翻刻，则穷乡僻壤、寒门学子，如何得窥佳作？学问之道，贵在交流传播，岂可设篱笆以自固？此非鼓励学问，实乃禁锢思想也！长此以往，文脉壅塞，岂是盛世之象？”
支持者则从实际效用和激励角度反驳。
裴谈再次从实务出发：“诸公所言，乃理想之境。然现实是，若无利可图，鲁大之辈不会费心改良筒车，或许至今百姓仍用着费时费力的旧器。若无利可图，书坊不会冒险刊印冷门但有价值的典籍，许多学问或已湮没。保护其一定期限之利，正是为了最终能更广、更好地流传。譬如农人种树，需待其成材，方可伐用。未成材时便任人砍伐，则无人愿种树矣。”
一位来自将作监的年轻官员提供了技术支持：“至于如何鉴别‘创新’，下官以为，可设专门机构或人员，比照旧有器物图样、典籍版本，核查其是否确有‘新奇有益’之处。此非不能为。我监中便有存档历代器物图样，可作比照。”
苏味道则从“名”与“实”的角度调和：“或可不必直接称‘专利’、‘版权’，以免刺激过甚。可仿‘市券’之例，称之为‘新器凭照’、‘首刻文书’。授予‘凭照’、‘文书’者，在一定年限内专营、专印之权，期满则凭照、文书失效，其法式、版样公开。如此，既存激励之实，又避藏私之名。”
争论持续了数月。李瑾和狄仁杰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一方面要说服保守派接受“激励创新”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刘晏等激进派将保护范围定得过宽、期限定得过长，以致真的形成垄断，阻碍进步。
最终，在武则天的默许甚至鼓励下（她敏锐地察觉到，这对她推崇的“祥瑞”、“奇技”以及控制舆论或有潜在好处），新律草案中，艰难地加入了关于“新器之法”（专利）和“首刻之权”（版权）的初步条款，作为《杂律》或未来可能独立的《工律》、《文律》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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