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我朝体制，州县守令，既是牧民之官，亦兼理刑名；中央刑部、大理寺、御史台，虽各有职司，然皆听命于朝廷，最终决于圣裁。欲使司法独立……谈何容易？此非修律可定，实乃国体所关。”
徐有功性格刚直，闻言立刻道：“裴郎中此言虽是实情，却非不可变革。州县守令统揽一切，固然是祖宗成法，然其弊甚明：一人之精力智慧有限，既要催科劝农，又要听讼断狱，难免顾此失彼，或假手胥吏，或草率定谳。更兼地方豪强、亲朋请托，守令身处其中，如何能确保司法公正？下官在大理寺，所见地方上呈之疑案、错案，泰半源于此！”
他顿了顿，继续道：“下官以为，欲正司法，必先正其位。或可仿汉之‘刺史’、‘司直’故事，于地方尝试司法与行政有限分离。例如，在州一级，增设专理刑狱之官，如‘州司法参军事’，品级虽在刺史之下，但专司刑名，其任命、考核，由刑部、大理寺与吏部共议，不完全受刺史节制。寻常案件，由其独立审理，按律判决，报刺史备案即可。重大案件或刺史有异议时，方由刺史介入，或上报中央。如此，或可在一定程度上，使司法事务免受钱粮、赋役等行政琐务及地方人情的过度干扰。”
这个提议，已相当大胆。刘晏年轻，思路更活跃，他接着徐有功的话头，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设想：“徐寺丞所言，乃地方分权。在中央，亦应强化刑部、大理寺、御史台自身的专业与制衡。下官以为，可于新律中明确：刑部主复核天下刑名，大理寺主审判，御史台主监察。三者各有专责，互相制约。尤其大理寺之审判，应独立进行，其判决，刑部非有法定明确理由（如适用律条明显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不得轻易驳回；御史台可监察其过程是否公正，但不应干预具体定罪量刑。最终呈报圣裁时，应将三司意见并列，而非由某一方汇总定论。”
他看了看狄仁杰和李瑾，补充道：“甚至……或可考虑，设立常设的‘三司推事’制度，遇重大疑难案件，由三司长官或副职定期、定点、按固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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