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又有几位素有清望的御史、谏官出列附和，他们引经据典，从《礼记》的“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到《周易》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再到历代“妇寺干政，国祚倾颓”的史实例证（如吕后、贾后等），构建起一套严密的理论攻势。他们承认裴文君等人或许“小有才干”，但旋即话锋一转：“然妇人小慧，岂可托以国事？纵有一二侥幸有成，亦如昙花一现，终非正道。且以此微末之功，坏千载之纲常，孰轻孰重？陛下为天下主，当为万世法，岂可因一时之奇，开万世之弊？”
他们的攻击，不再局限于具体个人，而是上升到意识形态和“国本”的高度。他们将武则天任用女官，与“阴阳失序”、“天道示警”联系起来。恰在此时，多地奏报“灾异”：河南有“雌鸡晨鸣”，关中有“冬雷震震”，山东有“地生白毛”……这些在平常年份或许会被忽略的自然现象，此刻都被反对派精心收集、渲染，作为“阴盛阳衰”、“妇人干政，上天降罚”的铁证，在奏章中连篇累牍地呈现。
更有甚者，开始从道德层面进行污名化攻击。流言蜚语在暗处滋生、传播：崔清韵在吏部，凭借姿色媚上，与某上官有染，方能立足；苏琬随侍帝侧，记录起居，恐有窥探禁中、泄露机要之嫌；裴文君在盐城，表面清廉，实则与盐商勾结，中饱私囊；卢静姝一女子抛头露面审理案件，与男子对簿公堂，有伤风化；慧明一介还俗尼姑，混迹于军民之间，行止不端……这些流言大多荒诞不经，查无实据，但却如同毒雾，无形中损害着女官们的声誉，也试图从道德上将其彻底否定，将她们打入“不守妇道”、“狐媚惑人”的深渊。
在士林之中，反对的声浪同样汹涌。洛阳、长安的各大书院、文会，成了抨击“女官乱政”的主要阵地。许多自诩为“孔孟门徒”、“道统守护者”的士子、文人，慷慨激昂，口诛笔伐。他们将武则天任用女官，与之前的酷吏政治、清洗异己等行为联系起来，塑造出一种“女主临朝，任用私人（包括女官、酷吏、外戚），破坏法度，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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