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吝赏赐。”
“另，着鸿胪寺主理，于四方馆内设‘异域文献馆’，专事收集、翻译、整理此番使团及日后各邦所献之图籍、技艺资料， 分门别类，存档备查。此事由太子兼领。”
这道诏书，体现了一种高度管控下的有限开放策略。它正式给予了景教合法存在的地位，允许其建寺、译经、传教，但划定了清晰的红线：不得触犯儒家伦理核心（尤其孝道）、不得攻击佛道、不得干政、传播范围受限。同时，巧妙地将朝廷的兴趣点引导向其所附带的“实学”知识，并建立了制度化的收集、翻译、研究外来知识的机构。
诏书一下，约翰主教及其随行僧侣欣喜若狂。尽管限制重重，但这毕竟是在这个伟大帝国获得了合法的立足点！他们立即着手，首先在洛阳南市附近，择地（由鸿胪寺指定）开始筹建第一所“波斯寺”。同时，更加紧翻译经典，并积极准备向唐朝选拔来的官生传授知识。
朝野对此反应不一。支持者认为天后圣明，展现了博大胸怀。反对者虽仍心存忧虑，但见限制严格，且朝廷重点在于“取学”，也就暂时偃旗息鼓，转而更加警惕地监督其言行。佛道两教人士则加紧研究景教经文，准备论辩，以防其教义渗透。
普通百姓则更多是好奇。洛阳城新建的“波斯寺”吸引了众多目光，其奇特的十字架标志、庄严肃穆的礼拜仪式、僧侣们吟唱的异域赞美诗，都成为市井谈资。有些人出于好奇进去参观，有些人被其宣扬的“善行”、“救赎”所吸引，更有一些长期居住在两京的波斯、粟特等西域胡商，因其原有信仰（如祆教、摩尼教）或与景教的历史渊源，开始成为最早的信众。
上官婉儿受命关注此事，她详细记录了这场朝堂辩论、诏书内容以及景教初传的种种情状。她在笔记中写道：“……景教之入，非独一教之传播，实为东西交汇之又一波澜。天后允其存立，而严设藩篱，重其实学而抑其教争，可谓得其要矣。然夷教扎根，其力虽微，其势渐滋，将来是福是祸，犹未可知。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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