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更是引来一片嗤笑与批判：“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妇人焉能决断国事？此必讹传，或为其地男子无能，不得已而为之，实乃乱政之源，亡国之兆。” 至于大食、拂菻的继承纷争，则被引为“夷狄无礼，不知嫡庶长幼之序，故祸乱相寻”的反面教材。然而，私下里，也有少数思想活跃的年轻官员或士子，在惊讶之余，会生出几分隐秘的好奇与思索：若无君王，众人真能议定大事？女子治国，又会是何等光景？但这等念头，是绝不敢宣之于口的。
其二，关于“婚丧”的骇异。
有来自吐蕃以西、天竺以北的山地行商描述，某部落“父死，子妻其庶母；兄亡，弟纳其嫂，谓之‘收继’，以防家产外流，妇人无所依”。有关南海爪哇或苏门答腊岛屿的记述则称，当地人“婚姻不论同姓，甚至堂兄妹亦可婚配”，或“有‘试婚’之俗，男女相悦，可先同居生子，再行婚礼，若不合则散”。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关于天竺某些地方“寡妇需殉夫火葬（Sati）”的听闻，以及中南半岛某些部落“猎头祭神”、“以亲人颅骨为饰”的传说。
这些风俗，彻底挑战了唐人基于儒家伦理的底线。收继婚被视为禽兽之行，严重违背人伦；“同姓不婚”是周礼以来的根本原则，“试婚”更是淫·乱无度；而活人殉葬、猎头祭祀，则被直接归类为“生番野人，未脱禽兽之性”。士林清议对此一片谴责之声，将其作为“夷狄不知礼义”的明证。甚至连相对开明的李瑾，在读到“寡妇殉夫”的详细描述时，也眉头紧锁，对身旁的苏琬叹道：“人命至重，岂可轻弃若此？其地佛法亦盛，何有此等残忍陋习？可见教化未遍，冥顽不灵。” 这些风俗，极大地强化了唐人心中“华夏礼义之邦”与“蛮夷不知廉耻”的文化优越感与边界感。
其三，关于“衣食住行”的奇观。
胡商们带来了更多日常生活的细节：大食、波斯人“食不用箸，多以右手抓取”，让习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讲究餐具礼仪的唐人感到不洁与粗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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