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商机遍地，香料盈室，智者能致巨富”。这些描述虽有夸大，但结合少量成功者的传闻（哪怕有些是编造的），对帝国底层那些缺乏上升通道的年轻人、对渴望改变命运的家庭，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
社会风气悄然转变。以往被视为“贱业”、“险途”的航海、经商，地位有所提升。勇毅、开拓、冒险的精神，开始与传统的“耕读传家”、“诗书继世”价值观并存，甚至在沿海地区形成一股新的风尚。许多家族在分家时，除了留长子守祖业，可能会鼓励次子、三子“出海闯一闯”。一些落魄士人、不得志的武者，也将其视为新的出路。这股风气，不仅疏解了社会底层的不满，也为帝国持续不断地向海外输送人力、智力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边疆与内部治安压力，得到转移。
以往，帝国精锐的府兵、边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北方草原、西北吐蕃、东北契丹等传统边患。大量军事资源和优秀将领被牵制在漫长的陆地边境线上。而如今，海外开拓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军事贵族子弟、富有冒险精神的军官、以及渴望军功的中下层武士的注意力。水师地位空前提高，精通水战、海图的将领变得炙手可热。许多原本可能在内部叛乱或边镇割据中寻找机会的“不安分”武力，现在有了一个“合法”且荣耀的宣泄口——为藩国开疆拓土，为帝国扬威海外。这不仅减少了内部军事力量可能对中央构成的潜在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陆地边疆的兵力配置压力（虽然主要边军并未削弱，但社会上的尚武资源被分流了）。
此外，大量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分子（破产农民、失业流民、江湖亡命）被移民海外，也直接减少了帝国腹地的治安压力。地方官府的案牍劳形，某种程度上得以减轻。
当然，这种“压力减缓”并非毫无代价，也非一劳永逸。
苏琬在史稿中，以冷静的笔触分析道：
“永昌裂土海外，于 本朝政局民生，确有纾解之效，恍若久病之体，得遇良方，气血为之一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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