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商业资本和民间冒险精神。更多的商人、工匠、甚至中小地主，开始将部分资本投入到与海外相关的领域：造船、航海器械、贸易商品（特别是适合与土人交易的铁器、布匹、小工艺品）的生产。广州、泉州、明州等港口城市愈发热闹，催生了新的行业和就业。朝廷通过市舶司抽取的关税、对藩国贸易的专营利润，也增加了财政收入。澳洲的毛皮、木材、南洋藩国的香料、珍宝，不仅丰富了帝国贵族的消费，也带动了相关的加工、运输行业。
再者，是资源的补给与视野的开阔。海外分封并非单向输出，也开始产生微弱的回流。虽然目前物资回流尚不显著，但信息的回流、物种的回流、技术需求的回流已经开始。藩国使节、往返商船带来的关于海外土地、物产、气候、人文的详细信息，在不断修正和充实帝国对世界的认知，激发了更多人探索未知的兴趣。一些海外特有的物产种子或样本被带回，如澳洲的一些特殊植物、美洲的某些作物（如可能的玉米、土豆早期品种，但此时可能尚未被重视或成功引种），开始在帝国的农苑或南方沿海地区尝试种植，为未来可能的农业变革埋下伏笔。藩国在蛮荒之地求生存、图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如特殊环境下的建筑、农业、医疗问题），也会通过奏报或民间渠道反馈回本土，间接刺激了本土相关领域（如工具制造、医药、地理、天文）的思考与创新需求。
社会心态，为之一变。
“好男儿志在四方”，这句古语，在永昌中后期，被赋予了崭新而极具诱惑力的内涵。以往，平民子弟的“志在四方”，多是投军边塞以求军功，或读书科举以取功名，道路相对狭窄。而如今，一条全新的、充满风险但也可能带来巨大机遇的“出海闯荡”之路，呈现在世人面前。
朝廷有意无意的宣传（通过邸报、说书、官府文告），将海外描绘成一片“充满机遇的新天地”。澳洲是“土地平旷，沃野千里，授田百亩，永为己业”；美洲是“金玉遍野，河沙流金，勇者可得富贵”；南洋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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