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长莫及的控制难题、文化与认同的潜在漂移、藩国坐大的隐患，如同定时火雷，埋藏在万里波涛之下。
更让他忧虑的，是制度的根本性脆弱。他和武媚娘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高超的政治手腕、以及特殊的历史机缘，打造了这个盛世。但他们之后呢？皇帝李贤仁厚有余，果决与远见或许稍逊，且身体并不强健。未来的继承者，谁能保证？君主世袭制，将亿兆生民的福祉，系于一家一姓、一人之智愚贤不肖，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冒险，是悬在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历史上，多少明君开创盛世，而庸主、昏君、暴君轻易便能将其毁于一旦？秦汉隋唐，循环往复，其根本症结，不就在于此吗？
他推行法治，试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但《永昌律疏》再完善，最终的释法权、超越法律的特权，依然在皇室，在皇帝。“朕即法律”的幽灵，从未真正散去。他建立台谏、完善三省，试图形成制衡，但所有这些制度，其有效运行高度依赖于君主的开明与威信。一旦君主昏聩或故意破坏，这些制衡便如纸糊般脆弱。
“难道，我华夏数千年来，就跳不出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循环？难道，这庞大的帝国，这亿万的生灵，其命运永远要被一家一姓的传承所左右，在明君与昏君的交替中颠簸沉浮？我李瑾毕生心血，开创这前所未有之局面，难道最终仍不免归于旧辙，等待下一次崩塌与重生？” 一个冰冷而绝望的问题，在他心头反复叩问。
他又想到海外。澳洲的艰辛开拓，美洲的黄金狂热，南洋的文化交融……那些在全新土地上建立的新社区，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中原千年积弊的沉重包袱，但又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可能。他们正在形成的，会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会更加平等、更有活力吗？还是会重蹈本土覆辙，甚至因为缺乏制衡而更快地滑向野蛮与专制？
他回望自己的一生，从现代穿越而来，带着超越千年的知识和理念。他改良了许多，推动了太多，但触摸到的，似乎始终是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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