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也最敏感的一条，“嫡长子继承，古之通义。然，嫡长子若有恶疾、失德、或早夭，当如何？庶子贤能，可否立之？若皇帝无子，又当如何？兄终弟及，或择宗室贤者？此等国本大事，若无明文定制，一旦有变，则朝野猜疑，祸起萧墙。不若趁陛下在时，威望正隆，明定继承法度，详细规定各种情形下之继位顺序、程序、乃至废立之条件与流程，镌于金石，藏于宗庙，布告天下，使嗣君之立，有法可依，有例可循，或可绝觊觎之心，定臣民之望。”
武媚娘沉默着。确立明确的继承法，对她而言，既是巩固她身后政局稳定的需要，也意味着对她自身权力来源（非传统嫡长继承）某种程度上的“否定”或“规范化”。这其中的矛盾与权衡，极为微妙。
“再比如，”李瑾见她没有立刻反对，继续道，“宰相、大将军、三公九卿等国之股肱，其任免之权，虽在君上，然可否略定章程？譬如，宰相出缺，当由在朝三品以上重臣及御史台、翰林院（若有）公推数人，奏请陛下择定？此非分君权，实为集众智，防偏听，亦使大臣任免，稍依成例，减少私相授受、幸进之门。陛下乾纲独断，自然可从不佞，然有此一议之程序，亦显陛下纳谏如流，光明正大。”
这是在尝试对最高人事权施加一点程序性约束，将皇帝“独断”包装在“公议”形式之下。
“又如，涉及增减天下常赋、新开重大工程、对外兴兵征伐、修改律令格式等军国重事，”李瑾的声音更轻，但更清晰，“可否明定，必须经由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核封驳、尚书省具体议行此固有流程之外，更需召集重臣、相关衙署长官、乃至……可仿古制，设一‘咨政堂’或‘国是会议’，由致仕元老、清望宿儒、乃至从地方刺史中择贤者入值，不预日常庶务，唯遇此等大事，则需咨问，其议当录于起居注，与诏令同颁，以示慎重，防……防一时兴起，或受蒙蔽，而致倾国之祸。”
这已经触及了决策机制的核心，试图引入一个类似“咨询议会”或“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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