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建言大纲”的抄本送到他手中时，他屏退左右，在灯下反复阅读了数遍。每读一遍，心就往下沉一分。那些关于皇位继承必须严格遵循“法度”、关于重大决策需“咨议于众”并“录于起居注以昭天下”、关于“民产非依律不得妄动”、“非经有司明审不得加刑”的条款，像一道道无形的枷锁，让他感到窒息。他仿佛看到，自己未来坐在那至高无上的御座上，却要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制约，做什么决定都不能“随心所欲”，还要被一群“元老”、“宿儒”品头论足，甚至“记录在案”……这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滋味？还有什么威仪可言？
更让他恐惧的是母亲的态度。母亲允许亚父写下这东西，甚至让他也看，究竟是何用意？是默许？是试探？还是仅仅为了安抚病重的亚父？如果母亲内心其实反对，自己却表现出赞同甚至兴趣，会是什么后果？如果母亲不反对，那自己继位后，是否就要面对推行（或至少部分参考）这些“规矩”的压力？朝臣会怎么看？天下会怎么看？自己有能力、有威望推动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吗？若强行推动，会引发怎样的动荡？
李显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焦虑之中。一方面，他感激亚父的忠诚与深谋远虑，觉得这些想法或许“用心是好的”；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抗拒这些想法将给他未来带来的束缚和不确定性。最终，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现实的权衡下，他选择了一种最安全也最符合他性格的反应：沉默与搁置。 他没有就这份“建言大纲”向母亲或亚父明确表态，只是将它锁入东宫最隐秘的柜中，告诉自己，此事关乎重大，非当前所宜议，且待将来……再看。这种态度，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抵抗，是传统惯性对新生思想最普遍的反应之一。
其次，是来自武媚娘本人的复杂心态与最终定调。 她允许李瑾写下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这位相伴数十年、行将就木的老臣最后心愿的尊重，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对未知领域复杂性的审慎探知。她允许太子和少数重臣知晓，也是一种谨慎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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