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
刘祎之则从经典和史实中寻找依据：“陛下，三皇五帝之时，垂拱而治，法乎自然，未有如此繁琐之制。周行封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然至春秋，礼崩乐坏。可见，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制不足以御奸。 治国之本，在德不在法，在人不在制。陛下圣明，群贤辅佐，自然海清河晏。若寄望于一二纸上条文，恐是舍本逐末，更易为巧言令色者所乘，借‘定制’、‘民权’之名，行营私乱政之实。臣观历代变法，如王莽、王安石者，其初岂不美哉？然终究扰民害政，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他将李瑾的构想与历史上失败的“变法”类比，强调“人治”优于“法治”，道德教化重于制度约束。
三人的意见虽有细微差别，但核心高度一致：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以成文规则系统性地约束皇权、规范最高决策流程的尝试。 他们认为这是对君主权威的削弱，是对现行有效体制的干扰，是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武媚娘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重臣们的反应，印证了她内心的判断，也让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李瑾这些想法所面临的，是何等坚固的壁垒。这壁垒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虽然也有），更是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
“人治”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是君主、大臣还是普通士人，普遍相信“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将国家治理的希望寄托于“明君贤臣”的出现，而非制度的完善。儒家思想虽然也讲“礼法”，但“礼”的本质是等级秩序，“法”主要是治民工具，从未将最高统治者本身置于法律的明确约束之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延伸）。皇权的神圣性与绝对性，是维系整个帝国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稳定的基石，不容置疑，更不容分割。
官僚集团的保守性。现有的官僚体系，是在现行皇权至上的框架下形成并运转的。他们已经适应了这套规则，熟悉了如何在这套规则下生存、晋升、行使权力。任何重大的制度变革，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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