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于其新政有用耳！若我等议论朝政，触其逆鳞，下场又会如何？”
“其二，与民争利，盘剥天下！市舶司垄断海贸，巨利尽归内库、少府，民间海商凋零。各地矿冶、盐铁、乃至新式工坊，多被官营或与权贵把持，寻常商贾难以染指。名为‘富国’，实则为陛下与其党羽敛财！更兼赋税名目繁多，永昌以来，百姓负担，果真轻了么？恐怕未必！不过是财富集中于朝廷与少数人之手罢了！”
“其三，也是最为根本之过！” 郑文远语气沉痛，“坏人心，乱法度，毁我千年礼教根基！他重吏治而轻德化，重实利而轻仁义，致使天下之人，竞逐财货，汲汲于功利，而鲜廉寡耻！他提拔寒门、匠人，看似公允，实则混淆士庶，败坏科举取士之制！长此以往，士大夫风骨何在？天下道统何存？我观其新政，看似富强，实则如饮鸩止渴，坏我立国之本！其开拓海外，更是穷兵黩武，虚耗国力，以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指赏赐、贸易顺差外流等争议），实非长治久安之道！”
郑文远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出身较好、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学子（即便他们在格物院学习）的忧虑。他们承认李瑾的部分“事功”，但认为其手段不端，动机不纯（如敛财、固权），更重要的是，其政策导向从根本上冲击了他们所珍视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和道德价值体系。在他们看来，李瑾是一个危险的、破坏传统的“法家权术之徒”，其“事功”是以牺牲更根本的“道统”和“人心”为代价的。
“郑兄此言差矣！” 沈括毫不退让，“堵塞言路？永昌年间，御史台、谏院官员因言获罪者，较之前朝，是多是少？李相打压的，多是贪腐无能、或顽固阻挠新政之辈！至于酷吏，确有其人，然此乃陛下为清除关陇门阀、稳固朝局所用之刀，岂能尽归于李相一人？且李相后来亦力主修订律法，明刑慎罚，限制酷吏，此有目共睹！焉能只见其用重典之时，不见其立法度之后？”
“与民争利？若无朝廷集中力量，开拓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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