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如此不足以竟全功。此事，余不讳言，亦不推诿。后世若以此罪余，余亦认之。然若重来一次，余或仍会如此选择。因若不除彼等，则后之新政，永昌之治，无从谈起。”
他写武媚娘临朝称制，自己如何从幕后走向台前，执掌权柄。他写永昌新政的蓝图如何在胸中勾勒，又如何克服重重阻力，艰难推行。他写清查田亩、整顿漕运时的阻力与成效；写设立市舶司、开拓海疆时的兴奋与风险；写建立格物院、推广新式农具和技术时的期望与非议。
“治国之道，在富国强兵。富国需开源，强兵需利器。余以为，拘泥于祖制，固守于农桑，不足以应对未来之变。开海通商，引入异物，学习技艺，乃必由之路。然此路艰险，朝中守旧者众，利益牵绊者多。每行一步，皆需筹谋，皆需借力，皆需……非常手段。”
他用了大量篇幅，详细记述各项新政的初衷、设计、推行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取得的成效以及引发的争议。他并不回避问题，比如市舶司初期的贪腐，比如新式犁具推广中因官吏执行不力导致的民怨，比如开拓海外初期因水土不服、疾病、冲突导致的巨大伤亡。他甚至记录了一些失败或效果不彰的尝试，并分析了原因。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余亦非算无遗策。永昌七年，冀北推广新式纺机，本为惠民，然地方豪强与官吏勾结，强买强卖，盘剥百姓，反成苛政。待余察觉，已民怨沸腾。此事，余之失察，难辞其咎。后严惩涉事官员，调整方略，方挽回些许。然百姓受损，已难弥补。此等事，非止一端。余常自省，然时不我待，往往只能两害相权，但求利大于弊。”
他也写到了用人。写自己如何提拔狄仁杰、宋璟、张束之等能臣干吏，也写为何一度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以打击反对势力，以及后来又如何意识到酷吏之祸，着手限制、铲除。
“用周、来等人，如持双刃利剑，可伤敌，亦易伤己。彼等罗织罪名，构陷忠良，确有其事，余亦有所闻。然当时反对新政之势甚嚣，非用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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