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可能削弱君王神圣性与绝对权威的条文都极为敏感和抵触。
“崔尚书此言差矣。” 刑部尚书，一位相对务实、深受李瑾影响的官员沉声道，“写入宪章，正是要彰其重要，定为根本。律法可修可改，宪章高于律法，非经特定程序不得轻动。此条旨在明确，即便君王，亦需遵循律法程序，不可凭一己好恶，肆意剥夺臣民性命家产。这正是为了维护律法尊严，防止……防止冤滥。” 他最后几个字说得很轻，但在场众人都明白其意——武则天朝初年酷吏横行、罗织构陷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
“那这条呢？” 另一位出身关陇集团的官员指着草案另一处，声音尖锐，“‘臣民有依法科举入仕、依才授官之权利’？科举取士，本是朝廷恩典，广开才路，何时成了臣民的‘权利’？若人人皆以为有权利科举、有权利做官，朝廷不能取才，岂不是要天下大乱？此条断不可行！科举乃为国选才，岂是人人可求之‘权利’？”
“还有这条，‘臣民有陈情、诉讼、申辩之权，官府需依法受理，不得阻挠、拖延、枉法裁判’。” 一位御史台的官员皱眉道，“若如此，刁·民讼棍岂不蜂起？些许小事皆要告官，官府如何应付？此条看似保护小民，实则助长刁风，扰乱吏治！”
“此言谬矣！” 宋璟终于忍不住，出言反驳，他虽也觉有些条文过于超前，但更看重其约束官府、保护良善的初衷，“民有冤屈，若无门可诉，或申诉无果，则冤气郁结，易生祸乱。给予陈情诉讼之权，并规定官府需依法受理裁判，正是为了疏解民怨，彰显朝廷公正。至于刁·民讼棍，自有律法制裁，岂可因噎废食？”
张柬之也补充道：“诸位，李相提出此宪章，本意是为国定规，防患于未然。其核心，便在‘权责’二字。既要明确君王、朝廷之权责，亦需界定臣民之权责。所谓臣民之‘权利’，非是凭空赋予，而是自古有之。圣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父母对子女，有养育教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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