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子女对父母，亦有奉养孝敬之义。此乃天伦，亦是君臣之道。宪章所言臣民权利，如生命财产不受非法侵夺，如科举入仕之途公平开放，如冤屈有处可申，正是‘父母’对‘子女’应尽之责，亦是朝廷保有百姓、稳固社稷之必需！岂可视为洪水猛兽？”
他巧妙地将“权利”与儒家的“责任伦理”挂钩，试图在传统话语体系中为这些新概念寻找合法性。
狄仁杰端坐主位，一直凝神静听，没有轻易表态。他深知此事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瑾留下的理念骨架太大胆，几乎是要重新构建一套政治伦理和权力运行规则。如何将这些理念转化为能被当下绝大多数朝臣、乃至天下士人接受的条文，同时又不失其制约权力、保护臣民（哪怕是有限保护）的初衷，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文字技巧。他必须平衡各方，既要推进皇帝认可的宪章制定，又要避免引起过于激烈的反弹，导致事与愿违。
“诸公，” 狄仁杰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陛下旨意，是为江山社稷长远计，制定根本大法。宪章之要，在‘定分止争’，明确各自权界，使上下有所遵循。关于臣民权利之条款，确需慎之又慎。老夫以为，可把握几个原则。”
众人安静下来，看向这位德高望重、被皇帝委以主持起草重任的老宰相。
“其一，所有条款，需有经典依据，或可从现行律令、祖宗成法中引申而出，不可凭空创造，更不可与圣人之道、朝廷纲常明显抵触。譬如‘生命财产’之保，可引《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及《孟子》‘制民之产’；科举之公平，可引《尚书》‘明明扬侧陋’及本朝科举取士之祖制；诉讼之权，可引《周礼》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及历代帝王‘慎刑恤狱’之训。”
“其二，条款需立足现实，考虑可行。不可过于理想，脱离当前吏治、民情。譬如，可强调‘依法’、‘依制’，将权利之行使，框定在现行律法与制度框架内。如此，既彰保护之意，又不至于立刻冲击现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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