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他若想推翻，必须有更强力的理由，并需承担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与他想象中“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皇帝威权，颇有差距。
起初几日，他试图仔细阅读每一份文书，甚至想召见相关阁臣细细询问。但很快发现，奏报文书浩如烟海，阁帖也每日不断，若事事亲力亲为，即便不眠不休也难以应付。狄仁杰适时进言，委婉提醒：“陛下日理万机，当持其大纲。内阁所议，皆经众臣反复推敲，附有舆情、成例、数据佐证。陛下可详阅摘要，若有疑义，可随时召臣等垂询，或发回重议。然多数常例政务，依宪章、祖制、阁议而行，可保无大碍。陛下之要，在于察纳雅言，任用贤能，把握大政方向，而非陷于案牍琐事。”
李显并非蠢人，深知狄仁杰言之有理，这亦是《宪章》设计之本意——皇帝是最终裁决者与象征，内阁是行政中枢，两者制衡协作。他逐渐调整心态，将精力集中于几件大事：一是定期听取内阁关于重大事项的专题汇报（如边防、财政、重大工程）；二是亲自接见重要官员的任免（尤其是三品以上及地方大员）；三是关注科举取士与教化之事；四是留意可能动摇国本或引发民变的重大事件。至于日常政务，他更多地是行使“批红”权，对内阁呈送的阁帖，若无特别意见，便加盖“皇帝行玺”准奏；若有疑问，则朱笔批注，发回内阁“着再议”；若不同意，则需书面说明理由，内阁可抗辩，若皇帝坚持，则需记录在案，责任共担。
这一套流程，看似限制了皇权，实则也保护了经验不足的新君，避免了因个人好恶或信息不全而导致的重大决策失误。李显渐渐体会到其中妙处。他不必再为边境某个烽燧的兵员增减、某州某县的水利修缮细节而劳神，可以更专注于思考狄仁杰、张柬之等人呈报的、关于吐蕃新赞普即位后战略动向的分析，或者江南漕运改革方案的利弊。他开始学着在御前专门召见的“小朝会”或单独召对时，提出有见地的问题，与阁臣们进行更有深度的交流。虽然很多时候，他仍感到底气不足，需要倚重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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