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的提纯与应用，探索其作为战场火攻之外的其他用途。
农科大博士则专注于粮食作物。他汇报了去年在江南试种的“占城稻”新品种的初步收成数据（耐旱、早熟），建议今年扩大试种范围，并申请经费，用于选育更适合北方寒冷地区的高产抗寒麦种。
医学科、算学科、化学院（从工科中独立不久）……各科大博士依次陈述，每一项计划都雄心勃勃，每一份预算申请都数字可观。苏颂仔细倾听，不时发问，重点集中在“预期成果”、“成功把握”、“所需资源”、“与现有项目的关联”以及“可能的实际效用”上。他的问题很实际，有时甚至有些苛刻，但都切中要害。这与李瑾当年天马行空、鼓励大胆想象的风格有所不同，更侧重于项目的可行性与产出。
讨论是激烈的。有博士质疑天文科耗费巨资建造新仪器是否必要，认为当务之急是完善现有历法；有人担心地理科勘探风险太高，得不偿失；工科的自鸣钟项目被诟病为“奇巧淫技”，不如将资源集中于更“实用”的军械改良；农科的育种计划则被质疑周期过长，见效慢。
苏颂耐心地听着各方争论，等声音稍歇，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诸君所议，皆有道理。然我等需谨记李公创立格物院之初心——‘格物致知’，求知为其一；‘经世致用’，致用为其二。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天文观测，看似虚无，然历法精则农时准，农时准则仓廪实，此非大用乎？星图准，则海船安，海船安则商路通，财货聚，此非实利乎？”
他顿了顿，看向工科博士：“自鸣钟，看似奇巧，然若能制出精准廉价之计时器，于军事调度、漕运管理、工坊劳作、乃至百姓起居，皆有大益。昔日李公尝言，‘标准、精确、效率，乃格物精神之要义’。计时，便是‘标准’之基。此项目，可继续，但需明确阶段目标，优先解决走时精度与耐用性。”
他又转向质疑农科者：“民以食为天。粮种改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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