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并不具备这些权利，在非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大前提下，集体既无土地所有权又无其他的土地实权，更谈不上土地的优先权；在人民公社三级集体被取消的情况下，现阶段农民集体的地权优势甚至于不及农民个人的地权优势；国家可以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征用，而集体不能对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征用，即国家成立物权的时间在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可以公然破坏和消灭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并且这是最大的一种优先权。无论国家的土地物权成立在前或者成立在后，永远优先于集体和个人的土地物权——这种现象，不仅仅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城市化工业化国家是如此。例如，德国的物权法在一个劲地高谈阔论保持私人的土地所有权，而在基本法（宪法）第14条中却规定了“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可以剥夺他人的土地所有权”；日本是个土地私有化国家，也制订了详细的公共利益的条款，以便为国家大量征收私人的土地作准备。
西方国家是不承认集体的，他们所谓的“公”就是指国家，“私”就是各个集体和个人。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民法典将“集体”一词全部清理出去，代之以“自治组织”、“经济联合体”。而且，严格来说，“经济建设”和“公共利益”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在中国，甚至于将私营的房地产开发也称之为“公共利益”，国家与集体，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横竖都分不清楚。物权主体不清楚，物权的优先权也就模糊不清了。
依据[公式2]来判别，当集体没有事实上占有、使用土地时，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无论是成立在先或者成立在后，都不具备土地的优先权；当集体事实上占有、使用土地时，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无论是成立在先或者成立在后，都只具备土地使用权的优先权，而不具备土地所有权的优先权；集体先成立的土地所有权，不能压制农民个人的土地使用权，更不能压制国家的土地规划权、审批权、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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