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法没有规定的可以依照约定执行，没有约定的依照法理执行。
譬如，截水权大多数适用于农村，而自然流水的走向、堵截流水的库存量要考虑水流下游生产生活的有利或者方便程度；农村的排水权与城市的排水权也是不一样的。农村排水是与排除水渍、水涝灾害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排水是与排除生产或者生活污水联系在一起的；农村的通行权与城市的通行权也是不一样的，农村的通行往往损害地上附着物如庄稼、果树、林木和池塘、鱼塘等地方，城市的通行容易忽略地下利用权而需要避免建筑物不动产的损害……如此类推，所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可以依照约定执行，没有约定的依照法理执行。
尽管于一定场合和范围内，习惯法可以成为成文法的替代、补充工具，法律效力仍然比成文法疲软一些，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更好的途径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相邻关系的法律、法规，而不能过分依赖习惯法和民众的自觉性。
中国的民法、物权法比较西方国家更加抽象而简略，其形成的原因是：一来系历史原因造成。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扁平化管理模式，公而忘私大公无私成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全国城乡的劳动关系、人际关系比较融洽，发生相邻关系的权利纠纷相对较少。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时期，实行的是公私两极化自由竞争模式，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丑恶现象开始泛滥成灾，全国城乡的劳动关系、人际关系比较紧张，发生相邻关系的权利纠纷相对较多，并且逐渐增多。立法快还不如变化快，关于相邻关系的法律研究与制订，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需要。二来，立法经验不足。中国关于相邻关系法律、法规的立法，缺乏经验，有些保守，显得有些被动。某些方面该进不进，该退不退。比如，城市的房地产建设应当由政府主导，却由开发商主导，宏观上不加以控制，微观上控制的效力会打折扣的；又比如，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化一乱，相邻关系就乱得不得了。另外，外国有许多相邻关系的明细法律规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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