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引资或国有企业转制行为、征收土地与经济补偿行为、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行为等等行为，都有一定的经济行为。而且某些担保物权做得风生水起，丝毫也不逊色。
国家行政行为，涉及到保护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抵押、质押、留置行为，应当予以支持。如海关扣押走私嫌疑犯的货物，税务局扣押偷税漏税企业的财产，采取行政手段和暴力行动来实现债权，确实与物权法、担保法的平和做法不一样，不能等量齐观。
依国家行政行为，以行大量国债和购买大量外国国债的行为，招商引资过程中的抵押土地使用权行为，不属于行政执法行为，属于经济行为。其中，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累计发行国债超过15万亿元，购买美国国债超过20000亿美元，加上日本、欧盟和非洲国家国债，共购买超过3万亿美元。招商引资累计利用外资超过1万多亿美元。所有这些超级融资和被融资活动，如果缺乏担保物权的杠杆作用，其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
司法行为，如扣押产生的费用，强行让被执行人负责，估计是有时候存在执法过当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而言，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难以一概而论。譬如，法院扣押被执行人的汽车置于商业停车场，每天的保管费用由谁来出呢，难道说要法院来出吗？
司法的担保行为，一是代替债权人的执法行为，二是执行实现债权的强制性行为，与民法意义上的担保行为相比，确实有不同之处。法律只能规范他们不要执法偏颇和过当，但难以禁止他们介入民法意义的平等主体行为。
再次，其他立法专家学者并不反对公权力介入担保物权的相关行为。
曾宪义、杨立新、程啸、梅夏英、朱呈义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家，也曾经是物权立法第二草案的组成人员，他们合作编著的教材《物权法》，也不否认行政机关的合法担保行为。如在论及“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中提到：税款优先权（《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与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航空器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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