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风俗习惯不同，能够不留置的财产尽量不留置，这种情势下，哪怕是当事人没有约定，也不应当轻易成立留置权。
商事留置权就不同了，企业与企业之间都要讲究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如果留置权的范围太狭窄，影响到经济效率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落实到位。
倘若债务人的企业已经资不抵债，或者到了破产的边缘，应当允许债权人适当加大留置财产的力度与扩大留置权范围。
物权法第231条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这说明了商事留置权的范围比民事留置权的范围在宽大许多。也反证了商事留置权“不得留置的财产”等受限制的条件，要比民事留置权受限制的幅度要小一些。
第三，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效力大于当事人约定的效力，法定的效力优于约定的效力。
本条款的规定，一个法定的原则，一个是约定的原则。显而易见，法定的原则是优于约定的原则的。
本文论证过的两个前提条件是：违反公序良俗不得成立留置权和违反公共利益不得成立留置权。所有这些，都是不得成立留置权的大原则。
相比之下，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法理原则，还只不过是个小原则，尽管这个原则还很实用和具有可操作性，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上述大原则相提并论。
“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原则，不仅仅是民法（私法）的大原则，而且是特别法（公法）的大原则。
以上第一个论点，即“公法意义上的留置权效力优于民法意义上的留置权效力，本条款的效力仅限于民法留置权的效力”，就是由“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法理原则延伸而来的结论。
四、执法要件
本法及本条款对于“可留置的财产”和“不可留置的财产”都没有采取列举法进行明确规定，尽管对于以上问题仍然存在许多法律空白点，尽管焦点难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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