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权人就显示出一些特权出来，而民法是最反对特权的。这一部分人的争议最大，直至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有的专家学者到处发表演说，出版文章，措辞激烈地反对物权法中规定保护公有财产的条文，有些言论非常荒诞不经，于“公法私法”之争中夹杂着“姓社姓资”之争、宏观物权法与微观物权法之争。
立法决策者基本上没有采纳上述两类意见，但或多或少的受到一些影响，不敢在制定物权法时甩开膀子大干，许多国有资产的项目只有开头，没有见到详细内容与完美结尾。这是一种客观原因或者被动局面，当然还有主观原因或者尾巴局面。
对于第二种意见，事实上就是立法决策人所持立的折中主义的意见。既不接受第一种意见，也不赞成第三种意见，所选择的是中间道路。物权法简单地列举了国有资产的一些范围与项目，主要在于确认物权方面，至于保护物权的规定并不多见。民法室的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加上其中的焦点难点问题较多，于是就避难就易地简单立法了。此类人群中也存在几种意见，只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
应当说，立法决策人与立法参与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立法机关将起草物权法的任务交给社科院、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之后，综合几个立法草案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取舍与确定。在提交全国人代会表决之前，会将一些有争议性和难度大的部分删除或者屏蔽掉。提交大会表决之前，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简单地讲了关于平等保护和关于重点保护国有资产的问题，但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关于重点保护国有资产的份量那么少。
对于第三种意见，与第一种意见一样未形成气候。所不同的是，这种意见与第一种意见正好相反。认为物权法中不是不要保护国有资产的问题，而是需要与宪法和民法通则“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规定相对应，倡议“保护公共财产应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等等。对于国有资产定义为重点保护、特殊保护、优先保护和永久性保护，当时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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