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完全可以与民事诉讼法牵连在一起，原告的胜诉率比行政诉讼法的高出一筹？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在物权法中是否把“公共利益”范畴界定清楚无关紧要，反正由公法作出规定就行了。这样的观点是非常糊涂的，因而是有害无益的。众所周知，就诉讼法的难易程度来看，民事诉讼法肯定比行政诉讼法容易些。当物权法等民法上没有把“公共利益”的概念联结起来，就不容易与民事诉讼法对接，唯一便利于弱势群众维权的通道被封死了。
本来，物权法是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商法四合一的综合法，这样的实体法只有与诉讼工具法完美结合，才能充分保障其法律效力。老百姓仅仅用物权法孤立无援的条文来与官府打官司，不能证明政府的不动产征收行为属于民事法庭受理的范围，就倒逼人们一窝蜂地挤向行政法庭，并且十有八九不能胜诉。这怎么能说是小事一桩呢？
物权立法时受制于地方政府，物权用法时受制于地方政府及其特殊利益集团，用合法的名义、手段掩盖不合法的勾当，从而向弱势群众横征暴敛，令手无寸铁的底层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当人们普遍密切关注物权法的前途与命运时，当我们真切地看到物权法有那么多的焦点难点问题时，大家都自然而然地想到两派政治观点的人激烈争辩的场景，没有人会怀疑地方政府也会在讨论物权法草案时搞小动作。殊不知，人为地造成诸多焦点难点问题的主要操盘手就是政府官员。譬如，物权法关于政府征收、征用的条文非常重要，故于确认政府权利的同时，也要规定限制政府的行政行为与征收权、征用权，但物权法条文在此处开了天窗。
人们往往会天真烂漫地认为，政府官员的立法动机与目的全是为公的，绝对没有为私的、绝对是大公无私的。如果大家仔细分析一下，不难看出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奖励资金以及政绩考核等全部来源于财政收入，其规律性是水涨船高、水落船低，以财政收入论英雄，以土地财政为突破口，以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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