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效克制建州骑兵冲击。”
“准。”朱由检道，“命兵部拨银五十万两，专项用于辽东防务。火器生产要加快，月产燧发枪不得少于八百支。”
“臣遵旨！”
五月初一，河南新政遭遇深水区。
海文渊的奏报用词罕见地凝重：“清丈田亩虽已完成七成，然豪强反扑日甚。其手段有三：一为‘虚报灾情’，称田亩受灾，要求免税；二为‘鼓动佃农’，声称新政将加租，煽动抗税；三为‘贿赂胥吏’，篡改田册，逃避清丈。更甚者，有致仕官员联名上书朝廷，弹劾臣‘苛虐士绅、动摇国本’。”
奏报附有一份名单，列有二十七名致仕官员，其中竟包括两位前礼部侍郎、一位前都察院副都御史。这些人虽已致仕，但在地方影响力巨大，门生故吏遍布官场。
“果然来了。”朱由检冷笑。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反弹是必然的。
他召见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这二十七人，都察院可有掌握其不法之事？”
高攀龙早有准备：“回皇上，其中十九人，任内确有贪腐、舞弊之事。只是当时……魏阉当道，无人敢查。如今旧案重提，证据尚在。”
“那就查。”朱由检拍板，“但要注意方法。先查为首的三人，证据确凿后公审，震慑其余。告诉海文渊，放手去做，朕为他撑腰。”
“臣遵旨。”
然而新政的阻力不止于此。五月初三，户部尚书李长庚呈上一份令人忧心的数据：“山西、河南清丈新增田亩五百万亩，按新政应增税银五十万两。然实际征收，至今不足十万两。”
“为何？”
“地方官府执行不力。”李长庚苦笑，“州县官员多出身士绅，或与士绅有姻亲、师生之谊。执行新政时，或拖延，或敷衍，或暗中纵容豪强避税。朝廷鞭长莫及，难以督察。”
这才是最棘手的问题——官僚体系本身的阻力。朱由检沉思良久，忽然问：“若将征税与官员考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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