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寂静。
“您是说……”陈思源感到喉咙发干。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罗列可能性。”沈教授切换屏幕，展示出一张欧洲地图——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70年出版的《寰宇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的世界地图。“看同一区域。”
奥特柳斯地图上的南美洲西海岸，线条粗糙，地名稀少，且充满想象成分：“巨人国”、“亚马逊女战士之地”、“黄金城”……
“1570年，欧洲人对南美的认知还停留在传说阶段。”沈教授说，“而根据主流史学，利玛窦1602年刻印《坤舆万国全图》时，主要参考的正是奥特柳斯等欧洲制图家的作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1608年的中国宫廷摹本，会比它所‘参考’的欧洲源地图，拥有更准确、更详细、甚至带有商业贸易记录的信息？”
陈思源盯着两幅地图的对比。差异如此明显，简直像大学生作业和小学生涂鸦的区别。
“还有更奇怪的。”沈教授又调出几幅地图：1667年荷兰制图家约翰·布劳（Joan Blaeu）的《新地图集》中美洲部分；1720年法国皇家制图院出版的太平洋地图；甚至还有1784年库克船长第三次航行后绘制的澳洲东海岸图。
她快速切换，激光笔在地名上跳跃：“注意地名的命名逻辑。在欧洲地图序列中，地名是随着‘发现’进程逐步添加的，命名往往带有殖民者个人色彩（如‘维多利亚’、‘乔治国王湾’）或宗教色彩（‘圣玛丽亚’、‘三神圣徒湾’）。但在《坤舆万国全图》及其衍生 Chinese 地图上，地名有两种：一种是音译（如‘孛露’），另一种是描述性命名（如‘银山’、‘大渔场’、‘多杉木之地’）。这些描述性地名，更像是一个实地考察者的客观记录，而非征服者的命名宣告。”
陈思源迅速记录着要点。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所以您的假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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