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没有假设，我只观察现象。”沈教授严谨地说，“现象一：明代晚期一些中文世界地图的细节丰富度，超越了同时期欧洲地图。现象二：这些地图上的部分信息，在欧洲地图上出现的时间要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现象三：地图上的某些注释，暗示了中国航海者更早到达这些地区的可能性。”
她关掉显示器，转向陈思源：“思源，地图学是历史研究中的‘硬证据’。一条海岸线的形状、一个地名的出现时间、一种投影法的使用……这些很难造假。如果我们要系统审视‘西方中心史观’，地图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但这也最敏感。”陈思源说，“挑战地图史，等于挑战整个地理大发现叙事。”
“所以需要更扎实的工作。”沈教授从包里取出一个加密U盘，“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收集的全球二十多家图书馆、博物馆馆藏的中文古地图高清扫描件，以及同时期欧洲、阿拉伯地图的对比数据。总共3.2TB。我需要一个团队，系统地做三件事：第一，建立所有地图的地理信息数据库，精确到每条河流、每座山脉的坐标；第二，分析地名序列，追溯每个地名在不同地图系谱中的出现、演变和传播路径；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寻找‘信息流’方向：到底是欧洲地图的信息流向中国，还是反过来，或者有共同的未知来源？”
陈思源接过U盘，感觉沉甸甸的。
“吴老已经协调好了。”沈教授说，“国家图书馆愿意提供一间保密阅览室和专用服务器，供我们进行非公开研究。参与人员需要签署保密协议。这个项目不能发论文——至少现阶段不能。我们只做基础的数据整理和分析，等待合适的时机。”
“时机？”
“当证据链足够完整，当舆论土壤足够成熟，当……”沈教授望向窗外，“当人们真正准备好面对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过去时。”
【历史闪回线】
明宣德八年（1433年），冬，南京龙江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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