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让桂良和花沙纳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
“内陆航行与通商权，”法国特使葛罗接着开口，语调同样温和却致命，“并非要夺取贵国利益，而是为了让欧洲的商品和福音，能够惠及更多中国百姓。开放长江中下游口岸，允许外国商船军舰在内河航行，这是促进贸易、增进理解的必由之路。”
“还有传教，”额尔金补充，“我们必须确保上帝的仆人在贵国境内传播福音时，其人身和财产得到绝对保障。允许内地传教，并归还此前没收的教产，这是最基本的宗教自由。”
一条又一条，每一项都在侵蚀着这个古老帝国最后的自主屏障。内河航运权意味着外国势力可以将其经济军事影响力直达腹地；内地传教权则伴随着领事裁判权的延伸，将产生无数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国中之国”。
谈判僵持到深夜。蜡烛滴泪，映照着清方代表越来越绝望的脸。他们不敢答应，更不敢拒绝。北京城里的咸丰皇帝，一面严令“不可尽遂夷人所欲”，一面又密谕“总以速了为是，免致枝节横生”。
最终，在额尔金发出“明日若无满意答复，舰队将溯白河西进”的最后通牒后，桂良颤抖着手，在《天津条约》中英法文文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条约主要内容：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修改关税规则，减低商船吨税。
……
签字完毕，额尔金露出满意的微笑，甚至颇有风度地举杯预祝“两国友谊长存”。桂良和花沙纳却如同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瘫坐在椅子上，连举杯的力气都没有。
他们知道，自己签下的，不是和平，而是一张更加严酷的卖身契。帝国的内脏，正在被这些穿着礼服、操着法理的“文明人”，一寸寸剖开、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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