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最后一栏：“处置方式”。那一栏里，触目惊心地出现了“冻伤实验（限界测定）”、“减压实验（肺腑观测）”、“生体解剖（病原体分布确认）”等字样。
残页二，似乎是一份实验小结，提到了“在零下三十五度环境下，裸露肢体冻伤至组织坏死的时间，与风速、湿度之关系，已初步绘制曲线”，“用于测试的‘材料’（マテリアル）在处理前健康状况需稳定，否则数据偏差过大”。
残页三，最残破，只有几行字：“……关于‘孙吴’热（疑似一种细菌或病毒武器效果）在‘木头’间的传播速率，本次‘特别实验’显示，在密闭空间内，气溶胶方式效率高于跳蚤……需进一步验证不同人种‘感受性’差异，建议获取南洋或南方‘材料’进行对照……”
林薇感到一阵生理性的恶心涌上喉咙。她强迫自己冷静，将平板还给小周，声音有些干涩：“来源可靠吗？这些残页怎么会夹在普通的报销清单里？”
“我们核对了纸张质地、墨水类型和装订痕迹，”小周推了推眼镜，“纸张是当时日军常用的廉价报告纸，墨水也是那种容易晕开的劣质墨水。从折叠和破损痕迹看，很可能是当时负责整理档案的下级文员，在匆忙销毁或转移敏感文件时，不小心将这几页实验记录混入了准备上交的普通行政文件里，然后一起被打包运走或封存。战后这些文件被美军接收一部分，日方自己保留一部分，直到近年才因诉讼或研究压力部分公开。我们是通过第三方学术机构，从日本某前军医后人捐赠的故纸堆里找到的线索，辗转获得的扫描件。”
“受害者的编号……有没有可能和我们已经掌握的、从各地纪念馆和民间收集到的部分失踪者名单对应上？”林薇问。
“正在尝试。”小周脸色沉重，“但很难。当时受害者大多使用编号或代号，真实姓名被刻意抹去。而且，‘特别输送’意味着这些人是从各地秘密押运来的，很多根本没有进入常规的户籍或司法记录系统。我们只能通过残页上零星的体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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