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编号477……”林薇轻声念着，指尖抚过转录稿上这几个字。这不是档案里冷冰冰的数字，它连接着李桂兰父亲当年目睹的惨状，连接着老人跨越八十多年的恐惧记忆，更指向一个曾经鲜活、后被当作“圆木”消耗殆尽的生命的最后痕迹。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带着一股湿冷的空气。项目组的年轻助理小周走了进来，脸色有些发白，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林老师，刚刚……哈尔滨市档案馆那边，同步过来一批新解密扫描的旧档，是关于本地民国时期户籍和失踪人口排查的。我们按照‘477’这个线索和大致时间范围做了交叉检索……”小周的声音有些干涩，把平板递给林薇。
屏幕上显示着几页泛黄破损的户籍档案照片。其中一页，记录着平房区某村（该村已在后来城市建设中消失）1941年的一次人口核查。在“备注”栏，有一行极小、几乎被虫蛀掉的毛笔字：“长子福根，廿三岁，于本年三月被‘木头营’征夫，未归。疑……”后面的字完全模糊了。
“福根……”林薇盯着那个朴素的、寄托着最平凡期望的名字。二十三岁，被“征夫”，进入“木头营”，再无音讯。时间（1941年春）、地点（平房附近）、遭遇（被日军机构带走），与李桂兰父亲1945年所见，以及“477”这个可能属于更早时期实验对象的编号，在逻辑链上形成了令人心悸的拼图。
虽然目前还无法百分之百确定“福根”就是“477”，但这可能性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穿了时间的帷幕。一个在官方统计中可能只是“失踪”或“战时损耗”的数字，此刻正顽强地试图与一个名字、一个家庭、一段具体的人生联系起来。
林薇感到胸口一阵发闷。作为基因考古学者，她习惯于处理千年、万年前的骨骼和DNA数据，那些距离带来的是一种宏观的、科学上的悲悯。但此刻面对这近在咫尺的、尚未冷却的苦难具体证据，那种冲击是截然不同的。这不是“古人类”，这是祖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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