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遭遇的厄运。
“林老师，”小周犹豫了一下，低声道，“按照‘记忆库’伦理委员会的初步意见，对于这类高度疑似、但尚未完全坐实的受难者信息，尤其是可能关联到在世后人情感创伤的，我们在虚拟纪念空间里的呈现，需要极其谨慎，甚至可能暂时隐去真实姓名，采用更象征性的方式……”
“我知道。”林薇打断他，声音有些沙哑。她理解伦理的考量，保护生者，避免二次伤害。但另一种更强烈的冲动在她心中翻腾：如果“福根”就是“477”，如果他真的是那些被当作“圆木”的无名受难者之一，那么，仅仅作为一个编号被记住，甚至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模糊处理，这对他公平吗？对历史公平吗？
遗忘，有时并非因为时间久远，而是因为“证据链不完整”、“影响未评估”、“可能引发争议”等看似理性、实则冰冷的理由。
“继续查。”林薇抬起头，眼神恢复了惯有的锐利，“联系所有可能的渠道，寻找1941年前后平房区附近村落更详细的旧档、民间记录、幸存者日记。访问更多像李桂兰老人这样的高龄知情者。基因比对方面，看能否从遗址新出土的遗骸中，提取到能与‘福根’可能存在的后代进行比对的样本……哪怕希望渺茫。”
她站起身，走到板房的小窗前。窗外，雨幕笼罩着不远处新陈列馆工地的钢筋骨架。那座正在拔地而起的建筑，其使命不仅仅是陈列冰冷的器械和文献，更是要安放无数像“福根”这样几乎被湮没的灵魂的证言。
“我们要做的，”林薇对着窗外的雨，也像是对自己说，“不是简单地展示残酷，而是尽一切可能，让每一个能被找到的名字，重新回到他应有的位置。让抽象的‘苦难’，重新变成具体的‘人的命运’。证言的重量，就在于它的具体性。少一个具体的名字，历史的真相就轻一分。”
小周郑重地点了点头，收起平板，快步走了出去。
林薇留在窗前。雨水顺着玻璃蜿蜒流下，模糊了外面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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