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的、有待认识的宏大秩序。”
他切换画面，展示周代礼器、祭祀遗址的考古图片，以及《周礼》、《仪礼》中关于祭祀仪轨的记载。“‘敬天’，并非出于对喜怒无常之神灵的恐惧式献媚，而是对这套宏大、客观、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规律的‘敬畏’与‘效法’。观察天象以定农时（历法），体察地理以利民生（水利、筑城），其思维起点是‘观察-总结-应用’，目标是‘参赞天地之化育’，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是一种基于长期自然观察的理性实用主义态度。”
接着，他转向“法祖”。
“‘祖’，同样并非简单的鬼魂崇拜。‘祖’是血缘的源头，更是‘经验’与‘智慧’的载体。在文字不普及、知识积累缓慢的古代，祖先世代积累的生存经验（何时播种、如何治水、何处筑城、怎样制器）、应对危机的智慧、乃至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是族群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最宝贵财富。‘法祖’，意味着对过往实践经验的尊重、学习与创造性转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维新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在‘监于先王成宪’基础上的损益与更新。这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迭代的学习与进化机制。”
唐先生将“敬天”与“法祖”两个概念并列：“那么，‘敬天法祖’合起来，构成了怎样的思维与行动框架？它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行动，需要同时参照两种最重要的‘外部信息源’——一是‘天’所代表的客观自然规律与宏大秩序，二是‘祖’所承载的历史经验与集体智慧。决策的合法性，既不来自神启，也不来自君主的绝对意志，而是来自能否‘上合天理，下顺人情（人情中凝结了历史经验）’，能否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达成现实的良好治理（‘政绩’）与伦理和谐（‘德治’）。这本质上，是一种试图将社会运行建立在‘自然理性’与‘历史理性’双重基石上的、高度务实且具有内在反思能力的文明操作系统。”
他对比了同时期其他文明的类似观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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