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或两河流域，法老或国王常常是神或神之子，统治合法性直接源于神授。在希伯来传统中，律法直接来自上帝的启示与契约。而在华夏，‘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或‘天道’的眷顾，不是永恒和随意的，而是与执政者的‘德’与‘绩’（即能否很好地履行‘敬天法祖’所要求的职责）动态挂钩的。这里已经蕴含了最早的、基于绩效与伦理的‘统治合法性可变更’思想，为人本主义的政治伦理留下了空间。”
唐先生的报告旁征博引，逻辑缜密，将原本看似模糊的“敬天法祖”概念，剖析为一个清晰、理性、具有强大历史解释力和现实相关性的文明核心程序。
提问环节，柯林斯教授再次举手。这次他的问题显得更具学理性：“唐教授，非常感谢您精彩的梳理。您将‘敬天法祖’阐释为一种理性化的经验主义操作系统，这很有启发性。但我的疑问在于：首先，您如何解释在这种系统下，依然存在大量的祭祀、占卜等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其次，您强调了其理性与实践的一面，但这是否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中确实存在的、对于‘天’和‘祖’的某种超越性、甚至神秘性的敬畏情感？这种情感，难道不是所有‘敬’与‘法’行为背后的心理驱动力吗？将其完全理性化，是否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过度解读？”
唐先生微笑着点点头：“柯林斯教授的问题非常到位。第一，关于祭祀与占卜。在早期社会，这些行为确实具有沟通人神的巫术色彩。但随着文明演进，尤其到了周代，祭祀日益‘礼仪化’、‘制度化’。祭祀的核心功能，逐渐从‘祈求具体恩惠’转向‘强化共同体认同’、‘演练社会秩序’、‘表达感恩与反思’。比如‘郊祀祭天’，更多是君王代表整个政治共同体，对滋养万物的自然力量表达庄严的感恩与敬畏，并以此仪式确认和展示其治理天下的责任。占卜（如《周易》）也逐渐从简单的预测吉凶，演变为一套复杂的、用于模拟事态变化、辅助理性决策的象征符号系统与思维演练工具。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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