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这里完全不涉及外部真正的‘夷狄’（非华夏血缘与文化起源的族群）能否通过进入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就变成‘华夏’的问题。”
接着，画面切换到元代的版本：元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的书影。在这段文字前，赫然多出了两个字——“夷尔”。
“夷尔，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在元代，”陈思源语气沉静，“学者在官方或半官方的授意下，对文本进行了关键性添加。‘夷尔’二字，强行改变了主语和逻辑。它模糊了‘诸侯’的前提，将论述对象悄然替换为泛指性的‘夷狄’。于是，这句话的意思变成了：‘夷狄如果进入中国，就可以被视作中国（华夏）。’ 这为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宣称自己可以通过接受（哪怕只是表面的）华夏文化而获得‘中国’身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典文本依据。”
他展示了更多元代文献，包括一些蒙古、色目人官员的碑传和奏议，其中引用此句时，均已采用添加了“夷尔”的版本，并以此论证元朝统治的“合法性”在于“用夏变夷”。
然后画面跳转到清代。清初内府刻本《御定全唐诗》附录的韩愈文集、乾隆朝武英殿刻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中的韩愈文章，乃至影响巨大的《古文观止》清代刻本，无一例外，都采用了“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或进一步简化为“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表述。原文中的“诸侯”彻底消失，“夷之”与“中国之”的文化评价内涵，被偷换为“夷狄”通过地理进入即可实现身份转化的政治命题。
“清代对这句话的定型和推广是不遗余力的，”陈思源调出了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档案中，关于编纂《四库全书》时处理韩愈文集的讨论记录照片，“编纂官员明确提及，需采用‘今本’（即已篡改本）以‘正人心、厚风俗’，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通过将这种篡改后的文本植入科举考试指定用书和普及性文选，使其成为士人乃至民间普遍接受的信条，从而在思想层面瓦解‘华夷之防’，为清朝统治构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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