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院接下来的‘文明算法’内核梳理中，将‘基于文化实践与伦理认同的共同体构建机制’（接近韩愈原意），与‘基于血缘或地理的排他性或无限包容性身份界定’（后世篡改及滥用方向）进行明确区分。这是廓清历史迷雾，也是为我们自己文明的未来定向。”
【历史闪回线】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大都（北京），翰林国史院。
初冬的寒风掠过新营建不久的都城，宫室巍峨，但空气中仍弥漫着土木尘埃与草原皮革混合的陌生气息。翰林院的一间暖阁内，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萦绕在几位汉族老儒眉宇间的沉重与无奈。
王恽，一位前朝（金）遗民出身的学者，因学识渊博被征召入翰林院，参与编修国史和整理典籍。此刻，他手中握着一卷刚刚由蒙古监修官“建议”修改的《昌黎先生集》校样，手指微微颤抖。那处修改，正在《原道》篇，那句“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前，被硬生生添上了“夷尔”二字。
监修官是个粗通汉文的色目人官员，名叫阿合马（非史上那位权臣，此处为虚构角色），语气看似商量，实则不容置疑：“王学士，韩愈此文，寓意深远。然我朝皇帝陛下，奉天承运，入主中夏，混一寰宇，实乃天命所归，亦合圣人之教。此处略作添补，以彰‘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之大义，使天下士子知晓，能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人，于教化人心、稳固社稷，大有裨益。尔等皆博学鸿儒，当明此理。”
王恽心中苦涩。他岂能不知其中关节？这添补二字，看似微小，实则釜底抽薪，将儒家用以砥砺诸侯守礼的文化标准，偷换成了为异族入主提供口实的政治工具。韩愈若地下有知，恐怕要怒发冲冠。其他几位汉族编修也面面相觑，有人欲言又止，但看到阿合马身后那位按刀而立的蒙古侍卫冰冷的目光，又将话咽了回去。
“大人，”王恽斟酌着词句，试图做最后的挣扎，“韩文公此句，本意在于斥诸侯失礼，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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