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如记里鼓车、指南车）、大型工程（如船舶水密隔舱、大型铸铁件）、精密仪器（如浑仪、简仪）以及标准化生产（如瓷器分工、火器零件互换）的文献与图像证据。
“我们系统梳理了从明末到清中的官方档案、地方志、文人笔记及留存实物，”李哲语气转为沉重，“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是：明末《天工开物》（1637年刊行）、《武备志》（1621年成书）、《军器图说》等著作中记载的、代表着当时世界顶尖水平的诸多工艺和技术体系，在清初的官方记载和实际应用中，出现了迅速的、大范围的‘消失’或‘退化’。”
大屏幕上列出对比清单：
明代成熟技术 -> 清初状况
水力/畜力大型纺织机械 -> 记载极少，实物无存，回归个体手摇。
精密火器铸造与标准化 -> 工艺倒退，质量参差，记载模糊。
大型海船建造技术（宝船尺度） -> 官方禁绝，技术失传，船舶尺寸锐减。
锌的规模化冶炼与应用 -> 技术记载中断，重新成为“外来奇物”。
系统的机械设计与图解方法 -> 相关著作被禁毁或边缘化，工匠回归口传心授。
“这种技术断层，与所谓‘康乾盛世’的记载形成了刺眼对比。”李哲展示了清初人口增长、耕地面积、赋税收入等宏观数据图表，旁边并列的是关键技术指标（如铁产量、大型机械应用率、远洋船舶吨位、精密仪器制作水平）的断崖式下跌曲线。“一个在物质生产工具和核心技术上出现系统性萎缩的时代，其‘盛世’的内涵，恐怕需要重新审视。这种技术倒退，无法用简单的战乱破坏来解释，因为同样经历战乱的欧洲，其技术积累在战后迅速恢复并加速。这更可能与新朝统治者对特定知识体系的有意识压制、对工匠体系的摧毁性改造，以及文化政策导致的文献浩劫密切相关。”
此时，李哲抛出了本次发布的核心理论假说——“技术传播滞后与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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