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其中明确写道：‘《易经》六十四卦，实乃伏羲所创之宇宙数学，其阴阳爻变，蕴含一切组合与变化之妙理，或可补益阁下之‘普遍字符’设想。’”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西方学者们仔细审视着那些清晰的汉字和卦爻，以及莱布尼茨略显笨拙但努力对应的笔迹。证据链如此直接，几乎无可辩驳。
索菲·勒克莱尔深吸一口气，率先打破沉默：“这确实……改变了叙事顺序。不是‘独立发明后的巧合印证’，而是‘接触、启发、再创造’。莱布尼茨本人或许不认为这是‘窃取’，他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在‘发现’一种普世的数学语言，而东方古老智慧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但站在知识传播史的角度，源头和影响关系需要重写。”
柯林斯教授用手指缓缓按摩着太阳穴，他感到一种认知框架被撬动的眩晕。“即使我们接受这一点，承认二进制思想的形成受到了《易经》的直接启发，这毕竟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案例。华夏学派试图构建的宏大图景——即西方近代科学崛起大量依赖了经由传教士系统转移并改头换面的华夏知识体系——这需要无数个类似‘齿轮与卦爻’的案例来支撑。”
“这正是我们启动‘全球技术同源比较数据库’的原因。”陈思源回应，语气平和但坚定，“我们不寻求简单的‘源头替代论’，那是粗糙且不智的。我们寻求的，是在全球文明交流史中，更完整、更公正地呈现知识流动的多向性与复杂性。承认莱布尼茨受《易经》启发，无损于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光芒，反而展现了人类智慧跨越文明藩篱的交融力量。但问题在于，为何在长达数个世纪的主流叙事中，这种‘启发’被淡化成了‘巧合’？为何更多类似的‘启发’线索，被淹没在档案的尘埃里，或被有意无意地贴上了‘欧洲原创’的标签？”
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科技史专家沉吟道：“这可能涉及更复杂的心理和机制。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时期，欧洲学者急于构建一个与中世纪神学断裂、直承古希腊的‘新传统’。来自东方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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