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知识输入，与这一构建‘纯粹古典谱系’的诉求存在张力。吸收的同时进行‘改名换姓’或‘渊源重塑’，或许是某种无意识的‘学术整合’，也可能……带有确立自身文明主体性和优越性的时代需要。”
林薇点头：“我们理解这种历史复杂性。因此，‘文明复兴研究院’提出的合作研究计划，并非要掀起一场‘知识归属’的诉讼，而是要发起一场‘知识考古’的联合发掘。让我们共同梳理，在近代早期这个关键时段，究竟有多少知识元件，在欧亚大陆两端之间进行了传递、翻译、误解、再阐释和再标签。这不仅是华夏的历史，也是全球科学史走向更加客观、包容的必要修正。”
柯林斯教授与几位西方同行交换了眼神。他们看到了华夏学者并未采取咄咄逼人的指控姿态，而是提出了一个基于实证、开放合作的严谨研究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防御心理。
“数据库将如何运作？数据标准和准入机制是什么？”柯林斯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开放协议，同行评审，多语言支持。”陈思源早有准备，“所有入库的文献证据、图像、分析，都必须提供可公开查验的源头信息和交叉引用。我们邀请全球学者参与贡献、验证和辩论。华夏研究院可以承担初期架构和数据录入的主要工作，但管理委员会必须包含不同文明背景的权威学者。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华夏中心’的数据库，而是一个‘多中心文明互动证据库’。”
闭门会议持续了整整两天。双方就数据库的伦理准则、技术细节、合作模式进行了深入务实的探讨。尽管分歧仍在，但一条基于专业共识的对话与合作通道，在极度谨慎和相互试探中，被艰难地开辟出来。
会议结束时，柯林斯教授私下对陈思源说：“陈博士，你们走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即使在我们这边，愿意像我们今天这样坐下来谈的人，也是少数。更多的声音会指责你们，也会指责我们这些与你们接触的人，是‘背叛者’。”
陈思源望向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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