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目光依旧锐利。这些报告由耶稣会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等人撰写，详细描述了中国（主要是清朝康熙、雍正时期）的政府组织、法律、经济、农业和税收制度。
魁奈时而点头，时而提笔在旁边的稿纸上记录。他被报告中描述的某些制度深深吸引：全国统一的土地税则（“摊丁入亩”的简化理解）、庞大的粮食储备系统（常平仓）、由国家主导的大型水利工程、以及对农业作为国家根基的极端重视。
“看啊，”他对坐在一旁、同样专注于经济研究的年轻弟子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说，“这个遥远的帝国，其治理原则似乎比我们更贴近‘自然秩序’。皇帝被称为‘天子’，意味着他的权力源自宇宙法则，而非神授或纯粹的世袭暴力。他们的官僚通过考试选拔，理论上向所有有才能的人开放，这难道不是一种更‘自然’的精英流动方式？他们重视农业，将其视为财富的唯一真正来源，商人和工匠被置于次要地位……这与柯尔贝尔（Colbert）阁下过分强调贸易和制造业的政策多么不同！”
杜尔哥接过一份报告，快速浏览着关于中国粮仓体系的描述：“老师，您认为这些描述完全真实吗？传教士们或许带有美化倾向，为了证明他们在那个‘异教’帝国的工作有价值。”
“必然有理想化的成分，”魁奈承认，“但其中的基本原则值得我们深思。自然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人或许在实践中未能完美执行这些原则，甚至他们的现行制度（指清朝）可能存在诸多弊端，但他们古老的治理智慧，尤其是关于农业和税收的智慧，为我们思考法国的沉疴提供了绝佳的‘镜鉴’。我们需要的是提取其合乎自然秩序的精髓，而非照搬具体条文。”
他铺开纸张，开始构思他的重要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在书中，他将塑造一个高度理想化、几乎符合其“自然秩序”哲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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