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角度，为我们近代的落后寻找一个‘内因论’的解释框架，而且这个框架听起来比简单的‘野蛮入侵导致断档’更‘深刻’，更符合西方社会科学对‘专制体制’的惯性批判。”
林薇调出了“文明之心”模型刚刚生成的一份分析简报。“模型根据我们输入的完整明代科技档案、地方志、匠籍资料以及经济数据，对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和其选取的‘证据’进行了快速评估。”她指向屏幕上的几个关键结论框：
“第一，论文选取的案例具有高度选择性。它忽略了同时期更多地方技术被吸收进《天工开物》、《武备志》等国家级著作，或通过官方采购、市场流通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大量事实。
第二，所谓‘官方排斥’，缺乏直接制度文献证据。模型检索到，明代工部确有‘样制需核’的规定，但其主要目的是保证军工、漕运等关键领域产品的质量和制式统一，而非扼杀创新。对于民间日用技术，官方更多的是‘不禁止’或‘征用优者’。
第三，模型分析了论文提及的几项‘湮没技术’的具体背景。其中两项主要因市场需求变化和原材料短缺而自然淘汰；一项因战乱导致工匠流散而失传；只有一项存在与官方作坊竞争但最终失败的记录，但深入数据显示，失败主因是成本过高而非技术受压制。
第四，最关键的是，模型对比了明清易代前后的技术记载曲线。明代中后期，无论是官方文献还是地方笔记，关于各种技术‘新法’、‘巧制’的记载频率和多样性，都显著高于清初。技术的‘断层’或‘湮没’，在时间点上与王朝更迭、社会剧烈动荡的关联度，远远高于与所谓‘体制压制’的关联度。”
沈教授扶了扶眼镜，叹道：“他们这是典型的‘预设结论，裁剪证据’。先有‘中国体制压制创新’这个****的结论，然后去故纸堆里寻找能勉强支撑这个结论的碎片，对大量反证视而不见。这种学术套路，在西方汉学和政治学领域并不新鲜，只是现在包装得更精致，攻击点更‘专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