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的货物，通过天津、上海海关，以极低的‘样品’或‘研究材料’关税出口，收货方是几个不同的欧洲大学和博物馆。但档案里夹着一些未归档的便条，显示当时海关有中国职员怀疑这些货物价值被严重低估，甚至可能是盗掘文物，但上报后不了了之。其中一个便条提到，经办的外籍税务司私下说：‘这些东西对欧洲学术的价值，远超过它们作为商品的价值，让它们出去是文明的福音。’”
众人沉默。又是一段文明记忆被系统性剥离的惨痛往事的冰山一角。陈思源感到胸口发闷。这些被廉价卖出的“残片”和“写本”，或许就包含着破解某些历史谜题的关键信息，如今却散落在异国的库房里，被用另一种视角研究和定义。
“把这些资料也整理出来，”陈思源沉声道，“未来我们的‘文物回家’项目，或者相关历史研究，都用得上。这也是反击‘西方更保护文明’谎言的有力证据——他们最初获得这些珍宝的手段，很多时候并非光明正大，甚至充满欺骗与掠夺。”
【历史闪回线】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甘肃，敦煌，莫高窟。
炙热的阳光烘烤着戈壁，鸣沙山沉默地矗立。王圆箓道士掸了掸道袍上的沙尘，有些不安地看着眼前这个高鼻深目、穿着探险装束的外国人——英籍匈牙利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斯坦因脸上带着和煦而富有学者气质的笑容，通过翻译蒋孝琬，正在极力说服王道士。
“尊敬的法师，”斯坦因的声音充满敬意，“我来自遥远的英国，是一名虔诚的佛教艺术研究者。我惊叹于这片洞窟中保存的古老佛教绘画和雕塑，它们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我听说，您几年前发现了一个藏经的洞窟（指藏经洞）？”
王圆箓警惕地点点头。藏经洞是他八年前偶然发现的，里面堆满了古代写卷、绢画、法器，他不懂其价值，只当是古物，曾拿出一些送给地方官员，也曾为筹钱修缮庙宇卖过少许。
斯坦因察言观色，立刻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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