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单，上面列出了包括《女史箴图》最佳摹本、大量敦煌绢画、以及众多青铜重器在内的二十余件核心目标，“其来源与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掠、以及此后对华夏文物的系统性搜购密切相关。我们有完整的证据链，包括贵馆早期的入藏档案、掠夺参与者的书信日记、以及当时英国媒体的报道，足以证明其非法性。”
英方法律顾问立刻介入，一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资深律师：“我必须提醒，根据英国法律，特别是《1963年大英博物馆法》，博物馆理事会无权处置馆藏文物，无论是出售还是归还。任何此类行为都需要议会通过专门的法案。这是一个极高的法律和政治门槛。此外，关于‘非法性’的认定，需要考虑历史语境和当时有效的法律。将今天的标准强加于过去，在法律上是危险的先例。”
这便是“不列颠之墙”最坚硬的部分：国内立法壁垒。他们用自己设定的法律程序，筑起一道几乎无法从外部攻破的高墙。
华夏方代表沉着应对：“我们理解贵国的法律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道义和事实可以因此被无视。国际社会对于归还战争掠夺文物的呼声日益高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关机构也多次通过决议，鼓励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英国作为重要国家，理应在尊重文化权利、纠正历史不公方面做出表率。”
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与对法谈判类似的“一揽子”方案，包括承认所有权、分期归还、数字孪生共享、联合研究等。但显然，在对方连“非法性”都不愿承认、且法律障碍高耸的情况下，这些提议如同撞上冰山。
“副外长先生，”馆长微微摇头，语气遗憾但坚决，“博物馆的使命是守护与展示，而非分割与遣返。这些文物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照顾，也服务于最广泛的受众。它们的故事，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叙事的一部分。强行改变现状，可能损害文物本身，也会破坏这种来之不易的全球性文化体验。我们更倾向于深化研究合作、人员交流以及展览互换。”
谈判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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