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核心藏品也做一次公开的‘图谱’分析,会面临多大的道义和舆论风险。与其被动等待那可能致命的一刀,不如主动交出一部分,换取合作姿态,并试图影响‘图谱’技术的应用方向和解释框架。”
陈思源沉吟:“所以,大英博物馆那些邮件……”
“试探,也是施压。”赵海川的声音再次插入,他显然也在同步关注着各方动态,“他们想了解这项技术的边界,想知道我们下一步对准谁。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那些法律顾问和公关团队,恐怕已经在连夜研究,如何从‘技术可信度’、‘数据隐私’、‘商业机密’甚至‘文化工具化’等角度,构建防御乃至反击的叙事。伦敦那边,高等法院的听证会虽然驳回了他们‘不予受理’的动议,但主审法官明显倾向于将案件复杂化、长期化。‘基因图谱’此刻公布,既是为法律战提供新的弹药,也必然引来更凶猛的火力。”
就在这时,指挥中心的主系统发出轻微的提示音。一封来自“文明之心”核心分析模块的加急简报,被推送到了陈思源和林薇的私人终端。
简报标题简洁却令人心头一紧:《“神话映射”坐标区异常活动升级及关联性分析请求》。
两人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起身走向隔壁的保密分析室。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09年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库房深处。
斯坦因从敦煌运回的第二批写本和文物,经历了漫长的海运和初步消毒处理,终于被搬进了这座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先进的博物馆库房。库房高大阴冷,一排排厚重的橡木柜子几乎顶到天花板,空气里弥漫着防虫药水和旧皮革的气味。
负责接收和初步整理的,是博物馆助理管理员,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威廉·托马斯的年轻学者。他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标记着“敦煌-织物类”的木箱。里面是用棉纸隔开、层层叠放的佛教绢画、刺绣和残破的经幡。色彩依旧鲜艳,但织物本身已极度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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