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书脊巷还在薄雾里沉睡。
林微言站在修复室窗前，手里握着那本摊开的蓝色笔记本——沈砚舟五年前的日记。她已经看了整整一夜，从暮色四合到东方既白，纸张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微微发毛，像被时光打磨过的旧瓷。
窗外有早起的鸟掠过老槐树的枝桠，惊落几滴隔夜的雨水。她抬起头，眼睛酸涩得厉害，却分不清是因为长时间阅读，还是因为纸页上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
2019年3月12日。晴。
父亲今天做第三次化疗。我站在医院走廊里签同意书的时候，手是稳的，心却像被人攥住了往死里拧。费用清单拉出来有半米长，每一行数字都像刀子。顾家的人又来了，这次开出的条件是五年——五年内，我必须作为顾氏的法律顾问处理所有他们不想摆在明面上的事务。说白了，就是做一把刀。一把好用、听话、永远不会反噬的刀。
我没得选。
护士又来催费了。我卡里只剩三千二。
林微言的手指停在“三千二”三个字上。她记得那个数字——因为就在那之前一周，沈砚舟刚用攒了半年的实习工资给她买了一条银质的星芒手链。不贵，但很精致，每颗星星的棱角都打磨得圆润温柔。她当时还嗔怪他乱花钱，他只是笑，说“我们家微言配得上所有好东西”。
后来那条手链，在分手那天被她从手腕上扯下来扔还给他。他弯腰捡起来，什么都没说，只是攥在手心里，指甲掐进掌心渗出血丝。
她当时以为那是愧疚。
现在才知道，那是绝望。
2019年3月15日。阴。
今天跟微言说分手。她穿了那条鹅黄色的裙子，头发用我送的发夹别起来，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差点就说不出口了。差点就想，不管了，什么都不要了，带她走，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可是父亲的病危通知书就在口袋里，硬邦邦地硌着胸口。
我说了最难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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