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败了，咱们连辽狗的毛都没摸到一根，反倒落了个‘畏敌不前’的名声！他娘的，这叫什么事！”
赵机能理解这种情绪。作为军人，渴望战功，更耻于“旁观”友军惨败。他沉吟道：“或许……上官有上官的考量。定州乃河北重镇，若贸然出击，万一有失，辽骑长驱直入，危害更大。”
“道理谁都懂！”李锐闷声道，“可看着同袍血战败退，咱们却在后面干瞪眼，这心里……不是滋味。如今朝廷论罪，那些真刀真枪拼杀过的，倒还可能因为敢战而减责，像我们这般‘未接敌’的，反倒可能被扣上‘迁延观望’的帽子！这趟进京，多半没什么好果子吃。”
赵机暗自点头。李锐的担忧不无道理。战后追责，往往是复杂的政治博弈，并非完全依据战场表现。像定州军这样“未直接参战”的部队，确实可能成为各方推诿责任或寻找平衡的牺牲品。
“李兄也不必过于忧虑。”赵机宽慰道，“朝廷自有法度，功过赏罚，终需核实。定州军保境安民，未使战线崩溃，亦是功劳。或许朝廷此番，意在整饬边防，统一事权，为将来计。”
“将来？”李锐苦笑，“赵兄，不瞒你说，经此一败，军中士气低落，许多弟兄觉得，北伐燕云怕是没指望了。辽人骑兵厉害，咱们步卒为主的军伍，野地里硬碰硬，实在吃亏。往后，怕是只能守着城池，被动挨打了。”
这是宋军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畏辽情绪，也是高粱河之战留下的心理阴影。赵机知道，这种情绪若不加以疏导和扭转，对未来边防危害极大。
他斟酌着语句，缓缓道：“李兄，辽骑虽利，却非无敌。此番失利，原因众多，岂能一概归咎于步卒不敌骑兵？我军北伐，士卒疲敝，粮道绵长，又轻敌冒进，方才予敌可乘之机。若依托城池堡寨，稳固防线，完善哨探，以步卒之坚阵辅以强弓劲弩，于险要处设伏，未必不能遏制辽骑锋芒。涿州前番小规模接战，便有所斩获，可见事在人为。”
李锐在黑暗中转过头，似乎看向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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